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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献君:院校研究规范发展中的若干关系

时间:2016/11/07 15:50:00  来源:   作者:   点击:
     要:我国院校研究已经从初步形成开始走向规范发展。在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中,推动院校研究规范发展,要处理好以下5个关系: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成长;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国际化与中国特色;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总体规划与分步实施。  
  关键词:院校研究;规范发展;数据分析;质性研究  
  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率先开展院校研究。2003年,在甘肃天水召开了首届全国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国院校研究开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从学习美国院校研究入手,分析我国现实状况,探索中国院校研究的理论、规律、方法。大家称之为“院校研究的研究”,这是中国院校研究的第一阶段。2007年在青岛召开的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经过讨论,根据我国高校的现实状况,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将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专题研究,这是中国院校研究的第二阶段。  2011年,在北京召开的“现代信息技术与院校研究”学术会议上,我们提出院校研究要从初步形成走向规范发展。数据是院校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而数据缺乏是中国院校研究面临的最大瓶颈。因而规范发展阶段的总体目标是“以院校研究信息系统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院校研究,使之逐步规范化。”2012年以来,围绕这一总体目标,做了大量工作。规范发展,标志着中国院校研究开始走向第三阶段。  
  以上是我国院校研究的大体发展过程,从具体工作来看,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推动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参与、开展院校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的同仁通过研讨会、培训班、编写教材、撰写文章、巡回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院校研究的意义,介绍院校研究的方法。近一年多以来,为推进院校研究,我们组织对全国本科院校高教研究、院校研究机构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通过调查,摸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调查报告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校长,开始重视院校研究,如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士说:“只有院校研究人员善谋,才有决策中枢机构善断,也才有中国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改善”。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教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同志积极参与院校研究,令我们十分欣慰。  
  二是针对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展院校研究,推进学校发展。2006年在西安召开“大学领导与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针对战略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与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这次研讨会对院校研究中的战略规划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2012年在武汉召开“院校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开始将院校研究的重点转向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又围绕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进行了多次研讨。与此同时,学会还定期举办小型研讨会。20165月,学会和光明日报、铜仁学院共同举办了第二次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深化了对教学服务型大学的认识。  
  中国院校研究已经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但规范发展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在院校研究初步形成时期,笔者曾撰文阐述该时期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本研究则进一步阐述我国院校研究在规范发展时期需要研究和处理的若干关系,这些关系如下:  
  一、服务领导决策与服务学生成长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陈学飞、周川教授等开始介绍美国的院校研究,为什么到21世纪初才开始院校研究的实践呢?主要原因是,高校开始有了院校研究的需求。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高等学校面临大量问题,需要研究;高等学校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社会开始关注高等学校,提出问责;高等学校开始有了办学自主权,很多管理问题需要自己研究,自己做出决策;高等学校决策不能停留在经验决策,要走向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需要决策咨询,院校研究的作用开始凸显,决策咨询成为院校研究的关键性职能。  院校研究初步形成时期,决策咨询主要是为学校领导决策服务,根据领导决策的需要,围绕问题,收集资料,开展研究,为决策提供实证性研究证据。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院校研究要将服务领导决策和服务学生成长相结合,这是因为:立德树人,培养人才是高校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高校的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学生的成长。但是,由于高校特殊的环境、条件、组织结构,容易使决策远离目标。高校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目的和目标的模糊性,因为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学生成长的个体差异性,导致对培养目标难以把握;人才培养效果的滞后性,因为学生质量的高低,往往不能凭考试成绩、学校表现来决定,而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另外,学校组织结构的松散性,缘于大学组织之间缺乏一种紧密联系,形成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些都容易导致高校决策远离学生成长。学校决策要将领导决策与学生成长相结合,任何决策都要紧紧围绕培养人才这一根本任务,做任何决策都要问问,如何决策才有利于学生成长。  大学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教师学生都有权参与决策过程。院校研究者在决策咨询过程中,要了解学生成长的状态、学生的需求、学生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制定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制度。学生参与决策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  
  二、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  院校研究是通过数据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数据是开展院校研究的基础,已成为共识。目前,决策也已进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数据驱动型决策时代。数据的缺失,是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一大障碍。我国院校研究开展之初,在数据方面所面临的状况是:没有国家级的教育数据库,各大学的业务数据库互不联接,形成信息孤岛,导致数据分散、不一致;部分数据不公开,处于保密状态,院校研究人员不能取得相应的数据;大学基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数据库。通过多年的努力,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但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作用更为凸显。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其独特优势。传统数据基本上是拟态数据,数据的形成高度依赖于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对研究设计的反应;相对于所观察的社会行为,数据是事后拟构的结果。大数据则是实态数据,是社会行为者主动生成的,而非之后的拟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数字化”与“数字的社会化”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使数字与社会融为一体,研究社会,离不开数据。面对散乱、价值密度低的大数据,如何开展教育研究,我们探讨得很不够。社会学者冯仕政介绍的三阶段法,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阶段,数据爬梳,即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从海量、多变、复杂的数据足迹中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数据识别出来;根据分析的需要,把抽取出来的数据重新分类和赋值,实现数据的结构化。第二阶段,数据分析,即挖掘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阶段,数据解释,即从当下数据之间已知的逻辑关系出发,推断更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揭示更具有一般性的原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教育科学、统计科学、计算机科学的共同参与,需要院校研究工作者共同探索。  院校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外部坏境和内部管理要求不断变化,院校研究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应地,院校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数据分析十分重要,但无法解释具体情境下的认识,特别是那些组织现象和文化现象,如个人生活体验、情绪感受、心理反应、组织文化、价值等。而在这方面,质性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适切性。2016年上半年,为深入了解学生成长的状况和规律,笔者和几位研究人员,分别找文华学院1522016届毕业生进行深入交谈,发现学生谈得最多的是“尊重”“目标”“交往”“环境”四个词,这也从侧面反映影响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和学校教育要重点关注之处。同学们说:“起点是尊重学生,终点是学生尊重”;“目标很重要,没有目标就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干什么”;“没有自己的目标,人生的路怎么走?随波逐流也要选择跟哪一波逐下去啊”;“到大学以后就是跟老师跟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的成长”;“学校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之上给你创造了更多的可能”。可见,在院校研究中同样要关注质性研究。  
  三、国际化与中国特色  201678日,世界院校研究五会会长峰会在长沙举行,中国、美国、欧洲、日本、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会长介绍了各自开展院校研究的情况,交流了经验,探讨了合作的途径。大家一致认为,世界各国高校的院校研究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可以相互借鉴,携手合作,共同推进。这次峰会将院校研究的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美国是最早开展院校研究的国家,我国院校研究是在学习美国院校研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2001年,首先从美国购买了一批院校研究资料,组织翻译、学习,了解美国的院校研究。之后,陆续翻译出版了《院校研究译丛》《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新工具丛书》等三套丛书,进行深入学习。十几年来,50多位美国大学校长、副校长和院校研究人员,应邀来我国讲学,参加院校研究学术会议。我国聘请20多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作为兼职教师,通过他们的介绍、指导,帮助我们开展院校研究。我国派遣了40多位院校研究工作人员到美国院校研究协会和有关大学的院校研究机构工作、学习。中美学者共同培养院校研究的博士。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院校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启迪、帮助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院校研究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生长在美国的国土上。我国和美国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过程、内容以及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探索院校研究的中国化。  十几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院校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院校研究基于数据,通过数据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中国院校研究开展之初,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数据的缺失。面对这种情况,2007年举行的全国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努力推进中国院校研究。通过专题研究,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并引起学校领导重视,同时在专题研究中锻炼队伍并积累经验。  其次,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美国院校研究主要是研究实践问题,但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初期,存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院校研究难以开展。从历史看,美国是从院校研究开始,逐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而我国是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开始,逐步开展院校研究,研究人员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院校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同此,中国院校研究要走出一条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之路。  
  四、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  决策体系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智囊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决策过程是:智囊系统利用决策支持系统提供的信息制订决策方案,提供给决策系统。决策系统利用决策支持系统提供的信息对智囊系统提供的方案进行决策,决策系统的决策指令,在监督系统的监督下,由执行系统贯彻执行。执行的情况和结果,又经过智囊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反馈到决策系统。智囊系统根据新情况,提供修补或修改方案给决策系统,决策系统对修改方案进行决策,做出修订指示,再由执行系统执行。智囊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任务,主要由院校研究机构承担,可见院校研究机构是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行政性。但是,院校研究机构不进行决策,也不贯彻执行决策,而是通过了解校情,分析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开展专题研究,提出决策咨询,为决策者提供专业化服务。因此,院校研究机构的研究需要专业化。如何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是院校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院校研究机构设置的情况比较复杂。从2015年开始,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中心对全国本科高校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机构的情况进行全面调研。从调研的情况看,机构设置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少数学校独立设计了院校研究机构,将发展规划制定等任务纳入其中;多数学校发展规划处与高教研究所分设;部分学校只设立了发展规划处;127所高校将发展规划处与高教所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工合作。面对这种情况,需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可从以下3方面入手:1  在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建立院校研究机构。一般而言,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院校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报告,院校年度报告的研究与撰写,院校日常管理中的专题研究,院校管理中新的重大问题研究,院校战略管理研究。为什么要在发展规划处的基础上,建立院校研究机构?因为院校研究机构的任务本身就包括了规划的制定;一个处以发展规划为任务,本身就限制了其作用,导致战略规划始终难以走向战略管理。为什么要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建立院校研究机构?我国大学除了少数高教所培养研究生,探索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之外,大多数高校应以研究本校为主,即开展院校研究。名称变了以后,名正言顺,有利于改变高教研究机构“不死不活”的状态。2  建立相应的考核晋升机制、制度。我国大学目前对教职工的考核、晋升,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行政,二是学术。这种考核、晋升制度,导致院校研究人员,要么创造条件争取在行政系统晋升;要么写文章,争取课题,带研究生,争取在学术方面晋升。我们要进行新的人事制度设计,鼓励院校研究人员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工作,作出贡献。3  提高院校研究人员的素质、水平。院校研究人员要熟悉行政,具有研究的背景知识;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有研究实践问题的能力;要有奉献精神。这是由院校研究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采取多种方式,培训院校研究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水平。
  五、总体规划与分步实施  在关于开展院校研究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我国现在根本不具备开展院校研究的条件,何谈院校研究。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之后再干,而是要主动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理论实践,相互推进。诚然,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要有规划。  如前所述,我国院校研究开展之初,用了几年时间,进行院校研究的研究,探索中国特色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专题研究为实践的突破口。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又从总体上对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进行研究,设计方案,并在实践中逐步推进。  与之相联系的是,还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的是自下而上,如思想政治课的开设,文化素质教育;有的是自上而下,如本科教学评估,高等学校合并,创新创业教育。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比较扎实、深入,但难以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发展迅速,易于推动,但容易一哄而起,难以落实。根据中国的国情,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院校研究的开展属自下而上,今后要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推动政府、社会各界重视院校研究。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推进院校研究的开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2016年第10期第20-23 ,作者简介: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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