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307名“超时”研究生的消息在其官网上公布后，一场由学籍管理引发的对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思考正在拨动世人的神经。研究生培养问题十分复杂，要清退的似乎不仅仅是一部分“超时”研究生，或许还有不合理的机制——

研究生培养：“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

8月30日，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其官网上公布，将对307名“超时”研究生进行清退处理。按该校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规定，硕士生学习年限最长不应超过4年，博士生最长不超过8年。不满此次拟清退处理的学生可以依规申诉，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按程序处理。

高校清退“超时”学生并不新鲜，教育部在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学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由学校规定。这项原本属高校常态管理内容的规定出发点无非在于提高教学管理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如今，随着清退事件本身成为热点新闻，“清退”背后的高等教育改革话题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超时”清退：程序是否合法公平

由于此次清退人数较多，加之涉及体育明星和院系领导，华中科技大学目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一项8300余名网友参与的“华中科大清退研究生”的网络调查中，近七成网友力挺校方此举。一些网友表示：“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对严肃校风学风、提升研究生质量都有好处。”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教授则更关注清退程序本身是否合法。该由谁来清退研究生，是最高学术机构还是行政机构？辞退的程序是否公平，被清退学生是否有申诉的权力？诸多问题引发了深层次思考。

“越是惩罚性的措施，越应该注意惩罚系统是否公正、公平。”洪成文说：“清退绝对不能简单化。我们在解决学术争议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纠错方理直气壮，有错方无条件被动接受惩罚的倾向。在学校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学生本身处于弱势一方。即便处罚理由充分，也不能完全忽视受罚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洪成文表示，清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大家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视。然而，对于这307名被退研究生来说，他们是否被公平对待？“清退的规定是什么时候出的，是否在这一批学生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们？他们在入学时有无签署相关承诺？假设我们是这307名研究生中的一员，我们是否会问：为什么有的学校淘汰有的学校不淘汰？即便在一所大学内，为什么淘汰令只从研究生开始，而本科生却能免除惩罚？”洪成文说。

“不能因为一个辞退问题就掩盖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研究生培养问题十分复杂，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仍有很多。”洪成文强调。

研究生培养：年限多长算合理

近年来，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各大高校对国家标准的落实越来越严格，有些高校的院系、专业还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标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的现象很常见。

“据我所知，有些学院去年大约有一半的人没有按时拿到学位证”，目前正在某知名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小王临近结业，压力依然不小。小王说，按他们学校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早在前几年，他们学校就曾清退数十名超过学习年限的博士生。

“导师或学生自己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毕业延期。”小王说，“博士生压力确实很大，既要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还要跟着导师参与各种科研课题，除此之外，大部分博士读出来都快30岁了，不得不考虑工作、家庭的问题。”

那是否应该延长研究生培养年限？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指出，如果学习上不投入，精力分散太多，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对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度思考，如此所谓的学习时间长了，反而不利于保证学生质量。

就博士生培养来说，阎光才告诉记者，即使在美国，不同高校对博士生培养年限要求也不同。以2003年度为例，美国当年毕业的博士从注册到毕业所用的时间，短的一般3—5年，长的可能十几年，在不同学科之间，物理学领域总体所用时间最短，平均值为7.9年；而教育学所用的时间最长，平均值为18.2年。大多数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是持续性学习，而如教育等有关学科则多为在职学习，实际上，教育专业的学习者本职工作经验对提高学位质量是有益的。

对此，阎光才建议可以针对不同学科门类有条件地放长年限。他说:“一般理科的基础研究领域，不间断的8年已经足够了，当然前提是学习不能间断；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工科领域可以适当延长，因为毕竟社会经验和工作实践，对于博士生教育还是有意义的。但有些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培养，一旦间断时间长了，恐怕很难保证质量。”

宽进严出：中国的“瓶”能否装上外国的“酒”

围绕学籍管理的讨论，必然会引出两种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选择，具体来说，就是“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

应该说，“宽进严出”是国外高等教育招生、培养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国就是高等教育“宽进严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然而，与之相对的美国大学毕业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研究所2009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以2001年入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毕业率，结果显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学生在6年内能毕业。

北京科技大学规划办张武军、徐宁曾撰文介绍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国，为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各大学和专业都保持着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学校和专业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如亚琛工业大学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电子技术专业淘汰率有时高达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到规定的学分、论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高校的毕业率均在95%以上，当“就业率”越发成为高校内外看重的重要指标时，显然，毕业率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宽进严出”的模式该不该引入中国？此次华中科技大学的清退事件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依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是“宽进严出”的支持者，他说，“‘严进宽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学生招进来就放羊，教学过程走形式。‘宽进严出’，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他也强调，“这种做法得跟学校的整体改革配套，彻底改掉大学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宽进严出”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具体国情，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宽进严出”使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造成资金、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将之形象地比喻为“人多地少的中国不能推行‘广种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细作’”。

“在我国，‘宽进严出’对某些大众化类型高校而言应该是可行的，而对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严进严出’。”阎光才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宽进严出’的尝试肯定面临一些实际问题。但是，要‘严出’就应该公平地‘严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应成为教育管理问题的替罪羊。解决资金、资源压力，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说。

（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9月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