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现代大学，比较多的人仅仅知道在鸦片战争后对欧美大学的学习和引进，仅仅看到历史上被动变化的一面。其实，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学人中的先知就试图进行大学精神自主变革，其中突出的代表为实学派人物叶适、陈亮、方以智、傅山、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等。　　

“实学”一词原本是程颐以道学立场提出来反对佛、玄的概念，是针对佛学的讲“虚”说“空”而言。明清之际的实学所反对的主要是经过权势御用过度诠释的经学，实学派学人们意识到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理学，试图对中国的“学统”进行自主内发式的变革。　　

颜元对中国大学精神进行的自主内发式变革具有典型性，其动因是他痛彻地意识到“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伪儒”、“假德”之风盛行，而学人中传承先辈先忧后乐的士精神者日少。　　

1696年，62岁的颜元在河北肥乡主持漳南书院，确立“安天下，成个性”的目标，主张士既要谋“道”，又应具有谋“食”的本领，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帖括、理学六斋。其中，理学、帖括二斋在为学观点上相互敌对，且颜元已清楚地意识到理学、帖括总有一天会被废除，却仍设此二斋，让其在明辨中转变新生，以显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以及“博大包容的精神”。他在书院内设院、斋、科三级，自然科学的知识超过1/3，使传统经史课程实学化。实行分科教学，考虑大学的各项社会功能，体现了近代大学办学思路。　　

颜元的变革，简言之就是要从“静坐读经”转向“习动贵行”，以“行动”为中心。这是他数十年实践经验与对中国传统文化思考的结晶，标志着中国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开始由“理”向“实”转换。“实”反“理”却不违“道”，是对既有“道”的内涵的延续和拓展。　　

颜元的变革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出现“海内之士，靡然从风”的势头。然而，这一案例值得讨论的并不在于它变革了什么，而在于类似颜元的众多先进学人的远见却没有导致整个中国大学精神以及整个中国大学发生变革，也未直接导致“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科举制度的终结，这才是更应该发人深省的事。　　

对这一历史疑案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也很难存在公认的标准答案。与其寻找标准答案，还不如作一个假设：假设当时的学人所启动的大学精神自主变革成功实现了整个中国大学的变革，则中国现代大学至少早出现200年，中国社会将因有现代大学而发生变革，此后中国的历史就会整个改写，就不会有百余年连续不断的屈辱。　　

然而历史又不能假设，但它不失面对现实思考问题的启迪价值。当今中国大学在整个人类大学中的边缘化处境、因过度行政而少学术是不争的事实，究竟是以自主内发的方式变革，还是要等待或依赖外部势力被动变革，这已经成为当下不得不尽快作出的抉择。　　

自主内变无疑会赢得时间和更有利的发展机遇，指望或被迫选择外部势力的变革必然会拖延时间，所能进行的也只能是被动变革。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前一轮自主内变未能成功实现后就已显示为中国历史中苦难的一页。

事实上，当前大学校园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不断推动着中国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的自主内变，然而他们的努力总因故而效果不显，一股强大的惯性逼迫着中国大学在变革上拖延时间。这种拖延又使得中国大学一天天远离自主内变的机会，而滑向依赖外部势力的被动之变。高端生源的流失、优秀师资的离去、多国大学的进入、体制变革的寸步难行，都是这一征兆的表现，它们共同预示着国人要为此付出日益增加的代价。

珍惜学人自主的精神内变，给予自主内变适当的空间，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学人的乐园，而且还有民族复兴的机会和人类更好的明天。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1年7月11日第5版 作者：储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