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就目前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即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待中国公众广泛认可，有待世界同行普通认同。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大家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代一代延续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今年3月，我去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访学。特文特大学是荷兰三大顶尖理工大学联盟3TU和欧洲创新型大学联盟成员之一，属于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

每天早上骑车穿过校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但透过荷兰特有的阔大的落地窗，我已经看见许多办公室都亮着灯光，灯光下是埋首工作的人们。

特文特大学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基本都是安排在午餐时间，大家边吃边讨论。还有的教授午餐时间仍在工作室忙碌着，一杯咖啡或一碗速溶汤端在电脑前，边啃面包、边工作。

有次，我的合作教授Don到我工作室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当时需要用电子邮箱，不知怎么回事，网速很慢，我就说，稍后再发吧。没想到Don 刚离开，办公室秘书Mirjam就来到我工作室了解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她不仅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强调道：“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帮助，只管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

……

我访学之际，也正是国内“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发我的思考：特文特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何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事实上，在特文特大学短短访学期间，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事先获得的有关特文特大学的缄默的数据与信息迅速鲜活生动起来，所闻所见让我更加深刻体悟到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边吃午餐边讨论，在这里是一种生活方式

　  3月的荷兰依旧春寒料峭，寒风裹挟着雨雪成为这方天地的独特景观。

我所在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的团队，要求我每天早上8点到工作室，于是乎，习惯了迟睡迟起的我，每天很早就如大多数荷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赶往校园。

顶着寒风冷雨骑车到工作室似乎很艰苦，但这种艰苦很快被校园里浓浓的工作氛围冲得云淡风轻。

每天早上骑车穿过校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但透过荷兰特有的阔大的落地窗，我已经看见许多办公室都亮着灯光，灯光下是埋首工作的人们。

当我到达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其他CHEPS 团队的工作室大多都已灯火通明。

午餐时间，CHEPS的教授们三三两两相约一起前往学校餐厅。大家的午餐都非常简单，奶酪夹面包，外带一碗汤或饮料。

并且，午餐时大家会在一起边吃边聊工作中的问题或学术研究动态。换句话说，简单的午餐演变成每日午餐例会。

后来我注意到，特文特大学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基本都是安排在午餐时间，大家边吃边讨论。还有的教授午餐时间仍在工作室忙碌着，一杯咖啡或一碗速溶汤端在电脑前，边啃面包、边工作。

我问起原因，对方常常回答的是，“要赶时间，因为下午有个会”，或者是因为“要赶一篇文章、赶一个项目”，诸如此类。

记得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过：“古往今来，能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攀登的结果。”对于科研工作而言更是如此，相信大家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表述都耳熟能详。

不过，在特文特大学，上述表述成为实实在在的每日生活样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每天看起来都意气风发，丝毫不见苦和累之态。

高效工作，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严格自律

当我向特文特大学的学术同行感慨他们的勤奋努力时，对方哈哈笑着调侃道：“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说明我们效率不高”。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特文特大学的学者们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恰恰是他们的“效率”！

     这种效率，首先表现为近乎精确的工作日程安排，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我抵达荷兰之前，合作教授Don（丹）即约定了接我的时间与地点。

Don约在Almelo（阿尔默洛镇）的小站接我，他给出的原因是，这个小站人少，我们不会找不到对方，而且这个站距离他家最近，也最方便到特文特大学。

按约定地点与时间接到我之后，在去学校的路上，Don 即与我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以及接下来的研究计划。

我表示凌晨方抵达，需要休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Don只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事先订好的校园旅店休整，然后就带我熟悉校园环境、逐一认识同事，并参加了午餐学术研讨会。

当Don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读起荷兰同行的名字很拗口时，当即让秘书打出CHEPS所有人员的名单，逐一教我如何读这些同行的名字，直到我准确熟练地说出来为止。

是的，这是我到特文特大学的第一天，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第二天早上8点，我已经准时到自己的工作室开始工作了，并且可以与CHEPS同行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了。

此外，荷兰教授们的效率也表现在工作环节中迅捷的反馈。记得我就“欧洲创新体系与大学的作用”这一专题对M.W.A博士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束之后，每当就访谈内容需要澄清疑问或补充材料等等，我只要发邮件给M.W.A博士，他都迅速作出回应，从没有拖沓过。

在与Don探讨我们的研究课题时，他说会给我一些书和资料作参考。

再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英文中典型的“将来时”表达，在现实中却是“迅速”或“即刻”。因为讨论一结束，他就直接带我到他工作室拿书了。等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提供的其他英文资料已发到我的邮箱了。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每讲到大学，尤其是老牌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我从书本中获得最多的感知是，大学是具有惰性的，教授们的生活是悠哉乐哉、自由闲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出思想。

可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荷兰之行使我对大学有了新的认识。

“效率”这一过去屡屡与严苛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似乎和大学毫不搭界的词从此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是的，就有形制度而言，特文特大学的教授们享有学术自由，但面对自由，他们是如此自律，他们惜时如金、井然有序地行进在学术之路上。

学术结盟是形成“学术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

在国内，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是“文人相轻”。所谓团队，也常常是导师与自己的研究生而已，这种导师与研究生组成的团队一不留神，即演变成饱受诟病的“裙带关系”。

在欧洲，讲到其学术体制，人们常常喜闻乐道的是“教授讲座制”，教授是某一学科（专业）的权威和负责人。

我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科带头人”制度，似乎学术的发展必须得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学术大腕”来牵头，但在实践中，学科带头人制度却出现了异化，出现了把持学术界的“学阀”、“学霸”现象。

为何“橘过淮则为枳”？这一疑问通过我对特文特大学CHEPS日常运作的观察得到了解答。

CHEPS的学术队伍少而精，学术队伍之间的研究既有独立，又有交叉。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这为彼此的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础。

他们围绕研究方向，形成了许多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既有来自本校和本市企业的，也有来自欧盟和邻国的（德国、英国居多）。通过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支支研究团队，并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CHEPS，项目负责人成为项目团队当然的负责人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因为项目众多，因而CHEPS获得项目的学术成员都是各自项目的负责人和学术团队的带头人，并没有出现“一超独大”的问题。

在实际学术活动中，我亲眼目睹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博士生，只要说的有道理，白发苍苍的资深学术大碗也会认真采纳，衷心感谢。并且，因为大家彼此一起做各种项目，在长期的研究合作中形成了很好的团队精神。

CHEPS成员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友好，在科研活动中互相研讨，科研工作不分彼此，大家群策群力。

我初到CHEPS时，CHEPS的成员逐一在适当的时候到我的工作室与我交流，他们的开场白不约而同的是：“I am Don’s friend”（我是Don的朋友）。这让我非常惊讶，不明白不苟言笑的Don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朋友。Don对此的回答是：“I have a nice team”（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事实也确实如此，Don 是我的合作教授，但在我完成的CHEPS要求的学术博文出现问题时，不仅Don 非常细致地给我发来许多有关学术博文写作方法的资料，而且CHEPS的其他同行利用午间聚餐时也会与我就此进行研讨，并发来相关博文供我揣摩，期间还不断进行鼓励。

在CHEPS的亲身经历使我体会到，“教授讲座制”也好，“学科带头人”也罢，都不过是一种制度的形态，制度是经由人而活化的，大学的学术发展归根结底是学术成员对科研的共同热爱、对学术的共同敬重。

以此为前提，倘若真有“结盟”，也是大家对学术的结盟，形成的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

当大学以学术为宗旨，何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关于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争论以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为了增强学术力量，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已经写入我国教育政策法规。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为何成为了对立的紧张关系？在CHEPS是否存在政权管理与学术活动的矛盾问题？

带着这一问题，我访谈了CHEPS中心主任Hans（汉斯）。当我问起他是如何招聘到这么优秀的成员、形成这么好的学术氛围时，他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是他们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他们”。

在Hans看来，CHEPS的发展依赖CHEPS的全体成员，尤其依赖于学术的影响力，如果学术不能发展，学校也就不会允许这个中心存在了。同样，一个大学的存在，也在于这所大学的学术发展与影响力。因此，在大学很难说管理，而就领导力而言，那就是他要想方设法让他的CHEPS团队成员“能够幸福快乐地工作”。

Hans的话通过CHEPS的行政人员的行为得到了印证，从得到CHEPS的邀请函那天起，一直到访学结束，我得到了CHEPS办公室秘书Mirjam（米立安）全程性细心周到的服务，她包揽了订房、订票、扫描、复印、通知学术活动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学术研究。

期间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次Don到我工作室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当时需要用电子邮箱，不知怎么回事，网速很慢，我就说稍后再发吧。

没想到Don刚离开，Mirjam就来到我工作室了解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她不仅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强调道：“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帮助，只管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

是的，当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学术而运作的，大学崇尚的是学术，而不是权力的时候，学者是以学术工作为志趣，而不是把学术作为“稻粱谋”或权力的敲门砖；行政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着眼点仍是学术——让学者更好地做好学术工作，管理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服务”，即服务于学术工作。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即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待中国公众广泛认可，有待世界同行普通认同。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大家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代一代延续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相信有一天，世界一流大学不再是中国大学为之努力的外在目标，而是自然而然的内在结果。总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背后是长期积淀和努力奋发。

（来源：文汇教育  2016-10-13   作者高桂娟 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